在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分治方案中，犹太人获得了56.5%的土地，而在三年前，他们所掌握的实际面积仅为906平方公里。这张地图如今被悬挂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档案室里，旁边放着1944年的购地记录。虽然906平方公里的区域在整个巴勒斯坦并不算大，但依靠这份土地买卖的历史，犹太人在谈判桌上换来了超过一半的领土。实际上，犹太人获得56.5%土地的背后，是长达九十年的地产交易史。从阿拉伯地主手中到犹太国家基金的地契转移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买卖图景。

故事的根源可追溯到1858年，奥斯曼帝国实施土地登记法，意图通过登记以便征税。然而，结果却是大量土地转移到了城市家族的名下，乡村的农民则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佃农，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。这一政策为后来的交易打开了缺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丰厚的资金从阿拉伯的大地主那里大量购地。尽管1892年奥斯曼政府禁止这种随意的卖地行为，但交易依然发生，只是转入地下，通过贝鲁特的中介进行。

不少卖地的地主并不常驻巴勒斯坦，他们生活在叙利亚或黎巴嫩，被称为“缺席地主”。对于他们而言，乡村土地产权只是一项可换取现金的资产，出售后便能在城市中购置房产。而真正从事农业的佃农，与这些地契上的名字并无关联。每当土地易主，新主人便会强行驱逐佃农，让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生计。

在英国的托管时期，这一现象愈演愈烈。贝尔福宣言明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，犹太国家基金等组织广泛募资，专门用于购地。到1944年底，犹太人已经积累了906平方公里的土地。随之而来的是，特拉维夫在曾经的沙丘上崛起，工厂和银行次第开设，长期务农的阿拉伯农民却发现他们的土地早已不是自己的。

阿拉伯人在面对这一局面时，原因多种多样。首先，1858年的登记法加剧了土地集中，农民失去拥有权；其次，缺席地主的存在让乡村土地的买卖变得简便；最后，阿拉伯领袖之间的分歧使得抵制不成气候，甚至一些议员本身也参与了土地的出售。尽管1936年阿拉伯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，结果也未能改变现状。十年后，当联合国提出的分治方案摆在面前，犹太方面凭借地契和地区规划，获取了56.5%土地。

然而，这片土地的问题并不止于买卖，宗教信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。1988年，哈马斯的宪章明确指出这片土地是“伊斯兰世界神圣不可剥夺的一部分”。尽管后来的新宪章没有重复这一声明，但也没有否认其立场。巴勒斯坦人坚信“宗教基金”，认为整片土地应归他们所有。而以色列方面则引用《托拉》，声称这片土地是他们的。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同样争议颇多，双方都视其为自己不可替代的圣城。

纵观历史，这片土地经历了无数次主人的更迭。在1948年前，以色列作为国家尚未成立时，巴勒斯坦地区则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。英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，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接管了这片土地。在奥斯曼帝国之前，这里曾是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领土，历史上更是经历了阿尤布王朝、十字军、法蒂玛、阿拔斯、倭马亚乃至拜占庭等多个政权的统治。所有的这些历史都被载入《撒母耳记》《列王记》《历代志》和《士师记》中。

在我看来，巴勒斯坦的困境并非仅仅来源于地契的交易。这两个民族各有各自的起源，各自的经典，以及超过两个世纪的积怨。无论联合国提出多少决议，专家规划了多少方案，历史的重压与信仰的对立依旧深植于双方之间。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通过合法的交易获得土地，但交易的对象却是已经缺席的地主。真正生活在土地上的人，因土地易主而被迫离开，这段历史至今仍在延续。